半夜两三点醒来是常事。
”。
对方正在熟睡，她当然知道。只不过白天紧绷的神经一松，医院援鄂医疗队女医生的担子卸下，她开始忧心女儿的学习、母亲的糖尿病和自己的安危。被压下去的焦虑、惧怕和孤独，又冒了出来。
李昕打开手机里穿脱防护服的教学视频。示范的医生曾抗击埃博拉病毒，医院救治重症新冠患者。对方每示范一遍，她就在脑海里演示一遍，直到睡去。
醒来的时间是不固定的。其他医生生病、摔伤、剃头刮破皮肤或者临时没找到装备……李昕随时会接到临时值班的电话。
医院（医院）医护人员每6小时换一次班，8至14点为早班，接下来是午班、中班和夜班。每个人相邻两次值班的时间通常间隔24至48小时。
来回路程、穿脱防护服、交接班和回酒店消毒，算上这些时间，医护人员得提前2小时准备，延迟2小时休息。如果值早班，李昕得清晨6点起床。值完中班，她凌晨四点才能躺在床上。
梦里，她的血被制成特效疫苗，就连重症患者打了也能好。最后一个患者笑嘻嘻打完后，方舱空荡荡，医护人员全都放假回家了。
早班的闹钟会在6点将李昕从梦中唤醒。窗外昏黑一片，封城的武汉少了烟火气，也没有汽笛声。
她习惯把这个位于东西湖区酒店九楼的房间称为“家”：医院，这里让她感到更安全。
“家”里没有早饭，为了避免上厕所和低血糖，她没喝水，干咽了两个小蛋糕。
防护用品有备无患，她左边口袋装着小瓶消毒水和眼药水，右边口袋里是口罩和抗病毒口服液。她这边把衣服塞得鼓鼓囊囊，用20个发卡固定好碎发，带上口罩，套上胶鞋，下了楼。
此时的武汉，道路空旷而冷寂，车里的医生坐在一起，忍不住“提前上班”：A患者本该两天前做的核酸检测迟迟未做，B患者因为老公去世在晚上大哭但抵触心理医生，C患者想看CT片子可方舱当时只能出具结果报告……
近20分钟后，车停了。
医院二三十米外，浅咖色的医用帐篷紧挨着。一街之隔，收治医院正俯视这片低矮建筑群。
走进方舱时，医医院在背后给自己施压：如果患者病情加重，很快就会进入更危险的境地。澎湃新闻记者赵思维图
李昕记得，2月5日，她和同事花了3个多小时搭建这些帐篷。那时，舱内的电路和通风设施还在建，没有隔板。看着密密麻麻的病床，她联想到新冠病毒，头皮发麻。
李文亮医生在2月7日凌晨离世，这则噩耗加深了李昕的不安。当晚，医院收治患者，她被安排在2月8日凌晨进舱。
“要进去打仗了，突然紧张起来，万一我有什么，女儿您帮我照顾，她做您女儿，我放心。”她发消息给女儿的班主任。
她告诉了父亲自己两张银行卡的密码，说把钱留给女儿上学。“妈妈如果不在了，要照顾自己，已经是少年了，钱留着上学时候用，不要乱花。”她又叮嘱女儿。
女更衣室帐篷里，她把手机放进储物柜，换上单薄的绿色手术服，顶着寒风往入舱口奔。
医院分为A、B、C三块区域，各有一个入舱口，舱口前都设有一个帐篷。每个舱每次轮班，都会有5位医生和近20名护士进去穿戴防护用品。
开舱之初，防护用品比较紧张，医护人员得适应不同规格的物资。绿色医用N95口罩第一天就被用空，只剩下了不防喷溅的白色N95口罩。再过几天，头挂式的口罩变为了耳挂式，像李昕这样耳朵比较软的人戴久了会脱落。领队也急坏了，连夜联系一家乳制品企业拆了牛奶箱的提手，用提手两端勾住口罩带子固定。
李昕第一次入舱时，帐篷还没有镜子。她按照脑子里记住的步骤，依次戴上口罩、手术帽，穿上蓝色隔离服、白色防护服，再戴上护目镜、面屏，套上手套和脚套。换口罩时，她怕交叉感染，跑到帐篷外头，在空旷处深吸一口气，再拿新的戴上。
没办法检查安全性，她也不敢进舱。幸亏一名曾经当过护士的志愿者过来，帮她整理碎发，检查口罩和护目镜的密闭情况。
后来，这个帐篷设置了物资管理员。有些女护士的耳后被口罩皮筋勒破皮，或是额头及鼻梁被护目镜压伤，能找管理员要“安普贴”。贴上这种水胶敷料，进舱后创口不会直接接触到汗水，不会感染。
负责物资管理的护士尤俪雯记得，几乎每个要“安普贴”的人声音都很小，没什么底气，仿佛是讨要一种“奢侈品”。能箍紧衣袖的外科手套、质量好的靴套、加大码的防护服，能领到的人都无比珍惜。
有次，一个女护士不小心把领来的N95口罩掉在了地上，盯着地上，半天没开口再要。尤俪雯再给了一个，对方连连说了好几声谢谢。
大约半小时后，互相在防护服上写好名字的医护人员相继入舱了。
战场
穿过最后一道门，李昕进入她的战场。
A舱满员后，医院援鄂医疗队被安排至B舱，和宁夏、广东、新疆等地的援鄂医疗队一起搭班。李昕每班需要负责B舱B厅中的个患者。此外，她还要“包干”10位患者，不值班时也要用电话和
